康有为原作)康有为

/ / 2015-10-25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即运动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民生主义空想。这三种空想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专制制度的厌恨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尽管康有为和孙中山设计的方案不同,...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即运动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民生主义空想。这三种空想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专制制度的厌恨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尽管康有为和孙中山设计的方案不同,但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

  本来农民就已经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生活没有保障,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地位,而现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他们仅仅拥有的一点生活的稳定和平静,更是颠沛流离,背井离乡。在这样暗无天日的环境中,人们仍然对美好的生活心存幻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真正过上一种安居乐业、田园牧歌似的生活,幻想着有一个让他们可以放心的大同社会。农民的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渴望和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美丽的幻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康有为,他积极地思考,探索一条挽救国家和人民的出路。1894年,他着手开始写《大同书》的目的,是要为幼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指示一条出路。一方面,他利用和发挥公羊学三世说,为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康有为的历史观,比起地主阶级的复古主义循环论来,的确是前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当时欧洲已经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但那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使他们对资产阶级本身充满了怀疑,感到本阶级前途渺茫,所以,康有为想绕过阶级斗争,不主张革命,而提倡一种改良主义来达到“大同”的社会。

  例如在本部的第四章“小学院”中写道:“凡人自六岁即离育婴院而入于此,至十岁而止。或人智愈开,人脑愈?,则自五岁至九岁,亦可随时议定。”并且指出“此院司理及增长率皆为女子,号曰女传……女传非止教也,实兼慈母之任。”在课程安排上,康有为认为“大同世文与语言皆归于一,学之自事简而功倍,自修身、习算、地理、历史外,所有人世普通之学皆当学习,其学类、学级随时议而定。”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康有为已接受了西方的一些关于课程设制的观念,指出“图画雏形之器,古今事物莫不具备,即使开其知识,且须多为仁爱之事以感动其心,且以编入学课中,使之学习。若夫金木、木工、范器、筑场既合童性之嬉,即资长大之业,童而熟习,长大忘形,尤于工艺易精也。”康有为的这些关于小学教育的理论观点,无疑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是比较进步的。

  戊戌变法失败后,血的教训,使康有为看到国家民族的苦难更加深重,他流亡日本,游历欧、美等地,寻找医国治民的良药,西方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康氏《大同书》的思想仍基于儒学的不忍人之心的博爱观,思有以拯救之。他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运用今文经学的交易哲学,表述了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那时人们都成为快活无比的神圣。而这种大同极乐世界,正如《礼记·礼远》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康氏在《大同书》中追寻的理想社会,就是这样既有中国社会理想特色,又有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世界。

  康有为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不值一提的,而且有的甚至令人感到有些幼稚可笑,但是,在当时却是一种对未来社会的一种极尽的天真的向往,是一种充满了希望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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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书己部中,他详细设计了大同世界中社会为妇女、儿童、老人兴办的福利教育事业。

  康有为生于1858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他受老师朱次琦的影响,青年时便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他早年去过香港、上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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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