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关于学校教育制度的设想反映在1884年写成的《大同书》中康有为

/ / 2015-10-25
,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

  ,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广东省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中国晚清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光绪五年(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光绪十四年(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光绪十七年(1891年)后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即“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发出《答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二文,前文对梁启超等“摇于形势”,“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予以驳斥,主张“今令以举国之力,日以击荣禄请归政为事,则既倒政府之后,皇上复辟,即定变法变新政而自强,是则与日本同轨而可望治效耳”。如果“移而攻满洲,是师法印人之悖蒙古而自立耳,则其收效亦与印度同矣”。康有为以为革命自立是“求速灭亡”,而立宪可以避免“革命之惨”,不准各埠再言革命,不准保皇党人稍涉游移,再三“布告同志”:“本会以保皇为宗旨,苟非皇上有变,无论如何万不变。若革命扑满之说,实反叛之宗旨,与本会相反者也。谨布告同志,望笃守忠义,勿听莠言,仆与诸公既同为保皇会人,仆以死守此义,望诸公俯鉴之。”

  ,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是经学文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词章之学。主张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扫去汉、宋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康有为受其影响,“以圣贤为必可期”,“以天下为必可为”。又攻读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人论述历史的著作,于是“议论宏起”。光绪四年(1878年),继续跟随朱次琦读书,攻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诸书,以及《楚辞》、《汉书》、《文选》诸文,“大肆力于群书”。不久,以日埋故纸堆中,汨其灵明,渐厌之,乃“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然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

  在历史上,像康有为这样的大忽悠又何止一个?民众的蒙昧无知,君主的浮躁轻信,都给了这类大忽悠生存的空间。然而,一个有一个亡国破家的惨痛例子告诉我们,一定要警惕大忽悠!

  康有为很早就从理论上肯定了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理论的合理性。在戊戌变法之前所撰写的《实理公法全书》(1888年前)当中,康有为从几何原理出发,认为“以互相逆制立法,凡地球古今之人,无一人不在互相逆制之内。”他认为:“以一顺一逆立法,凡使地球古今之人,有彼能逆制人,而人不能逆制彼者。则必有擅权势而作威福者,居于其下,为其所逆制之人必苦矣”。他又具体指出了三权分立的主要内容:“泰西论政,有三权鼎立之义。三权者,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国之政体,犹人之身体也。议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为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后体立事成。”同时,他反对机构设置重叠,认为中国之弊“在治地太大,小官太疏也。”

  戊戌变法期间,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

  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由日本外务省赠以旅费,康有为自横滨乘和泉丸渡太平洋,抵加拿大,在温哥华、乌威士晚士打等地演说:“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希望华侨“齐心发愤,救我皇上”

  a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康有为发表《请诛国贼救学生电》,首谓“曹汝霖章宗祥等力行卖国,以自刈其人民,断绝其国命久矣”。继称“幸今学生发扬义愤,奉行天讨,以正曹汝霖、陆宗舆之罪。举国逖闻,莫不欢呼。

  康有为反对君主专制政体,主张君主立宪。他认为君主权威无限“大背几何公理”,主张

1
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