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央早期领导人》217 评价瞿秋白瞿秋白

/ / 2015-10-25
瞿秋白离去了,临终之际,他在汀州狱中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历史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他是一位死而未能盖棺论定的人,在王明宗派主义没有彻底清算的日子里,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始终没有推倒。就义前,瞿秋白写了一篇自传性的遗书《多...

  瞿秋白离去了,临终之际,他在汀州狱中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历史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他是一位死而未能盖棺论定的人,在王明宗派主义没有彻底清算的日子里,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始终没有推倒。就义前,瞿秋白写了一篇自传性的遗书《多余的话》,文中没有以往烈士的慷慨陈词,而是用平缓、伤感、甚至有些消极的言辞无情地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坦然无私地进行自我审判,他把自己被推到领袖地位说成是“历史的误会”,对自己给革命、给党所造成的损害,由衷地感到深深的内疚,他承认自己“一点没有真实的知识”,承认自己“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承认自己不行,虚负了“党的领袖的声名”。他毫不掩饰、毫无顾忌地将自己心头的压抑与矛盾和盘托出,暴露出真实的、没有丝毫虚假的自我,留待后人去品评是非。这份遗言最初发表在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杂志上,党内许多同志读后对他产生了新的误解和曲解,甚至有人将其视作“叛变投降自白书”,从而又为瞿秋白的历史结论抹上了一道浓浓的阴影。

  其二:“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1950年12月31日,为《瞿秋白文集》题词,写下了本文开头那段话,这是代表中共中央对瞿秋白作出的第二次正式的重要的历史评价。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由亲自主持起草并修改了七次的决议中,有两处提到了瞿秋白:

  1939年5月,诗人萧三从苏联回到延安。萧三与既是同乡,又是同窗好友。一天,他去拜访,两人在月下漫步,谈到朋友,萧三想到何叔衡、蔡和森、瞿秋白都已不在人世了,不禁叹息道:“和森、秋白正值壮年有为之时啊,他们不幸牺牲,太让人痛惜了。”听着萧三的话,久久沉默着,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是啊,如果秋白活着,现在领导边区的文化运动,该有多好啊!”

  其一:“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

  1935年10月,率领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困苦抵达陕北吴起镇。他从窑洞土墙上糊着的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了瞿秋白牺牲的消息。心情非常沉重。他将这消息告诉了冯雪峰,对他说:“你失去了一个朋友,我也失去了一个朋友。”瞿秋白、何叔衡,以及的弟弟毛泽罩等都是被“左”倾领导者丢弃在苏区而牺牲的。夺去他们生命的,是的子弹,而从一定意义上说将他们推向死亡的,则是罪恶的宗派主义。对此非常愤慨,从遵义会议以后,他就开始致力于纠正王明“左”倾路线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尖锐批评道:“高慢的宗派主义,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当时,只用铁锤主义,不把很多干部带走,瞿秋白同志想走不带他走,这完全是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残余,这完全是要不得的,那时的宗派主义,那些行为是犯了罪的。”

  1955年6月18日,是瞿秋白就义20周年纪念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的瞿秋白遗骨从福建长汀迁到北京的安葬仪式。瞿秋白墓,位于任弼时墓东面,墓前立着高大的汉白玉石墓碑,碑的正面镌刻着周恩来手书的“瞿秋白同志之墓”七个苍劲大字。周恩来作为主祭人,董必武、陆定一、周建人、叶圣陶、许广平等作为陪祭人参加了迁葬仪式。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关于瞿秋白生平的报告,指出:“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忠诚的战士。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的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清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在革命战争年代,成百个党的优秀的高级干部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中央只决定迁葬瞿秋白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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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