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瞿秋白(上)瞿秋白

/ / 2015-10-25
2019年早春时节,我在料峭春寒中来到了这片坡地,抚青石而感喟,沿小径而徘徊。是的,此地甚好,此地因秋白而甚好——旁边,一座高耸入云的纪念碑成为“此地甚好”的标志,也昭示着这个高贵的灵魂以一个完整的、无矫无饰的文人形象,走进了共和国的英烈碑廊...

  2019年早春时节,我在料峭春寒中来到了这片坡地,抚青石而感喟,沿小径而徘徊。是的,此地甚好,此地因秋白而甚好——旁边,一座高耸入云的纪念碑成为“此地甚好”的标志,也昭示着这个高贵的灵魂以一个完整的、无矫无饰的文人形象,走进了共和国的英烈碑廊。

  他说:“一个平凡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负担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

  他要字斟句酌,绕开可能泄密的内容;他要保护自己的同志,因此,那些他最思念最不舍的人和事,都必须小心规避、只字不提。他知道这篇文字必定会留在青史,供后人评点,或褒或贬,由他去吧!此时此刻,他只想真实准确地倾诉自己的心曲,这些心曲在脑海中已回旋了许久,如今是最后的机会,再不写出来就会带进九泉,他不肯留下这个遗憾。他要刀锋向内,把自己从里到外剖析给世人看,这是他向这个世界所作的最后告白……

  我读到《多余的线世纪散文精品·瞿秋白卷》,书中第一篇就是这篇饱蘸心血、也饱受诟病的长文。我一口气读罢,掩卷而思,不由得心情沉重,迷思难解——这样一篇内容庞杂且内含隐秘、充满生命感叹和深刻自省的临终绝笔,显然不是草草一读就能理解其底蕴和深旨的。真正领悟,需要时间,需要阅历,需要对瞿秋白其人其事有更深入的体察,也需要对他所处的时代有更全面的认知……

  这一册的前面附有两张瞿秋白的照片,一张是椭圆形人像,注明是“一九三五年在福建长汀狱中的作者”;另一张是全身照,瞿秋白上身穿深色衣服,下身穿白色半长裤子和黑色及膝长袜,面容静如秋水,神态无丝毫畏惧和倦怠。照片的说明文是“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作者就义前在福建汀州中山公园高唱《国际歌》《红军歌》。”还有一张图片是令我惊异的:那是两本精装厚书,图下注明这是“鲁迅编印的作者遗译《海上述林》”。这张书影之所以让我惊异,是因为鲁迅先生是大名鼎鼎的“革命主将”,他怎么能跟一个“反面教员”联系到一起呢?以一个十多岁少年的肤浅认识,鲁迅是绝对的“好人”,鲁迅所帮之人,应该也是“好人”,那瞿秋白是“好人”么?

  没有这些重要的决议和起义,中国革命的历史或许会被改写。而瞿秋白这个文人,却在危急关头以柔弱之肩膀,担荷起中国革命的光荣伟业。或许,我们对他个人在这个重要历史转折期的作用,不能高估也无需高估,但是对他临危不惧、毕力前行的精神,作为后来者的我们,却不能不给予尊敬和钦佩——由此,我不禁想起了两千年前孟子所说的一句话:“道之所存,虽千万人,吾往矣!”

  如今,又是二十多年逝去了,我以花甲之年才有机会踏上瞿秋白当年走过的小径,亲临囚禁他的斗室,瞻仰他就义的遗址。此时,我对这位出生于120年前的革命先辈似乎有了更为真切也更深一层的理解。重读他的遗文,竟有了一种茅塞顿开的豁然之感。我逐渐理出了文中的一条重要线索,那就是他的那番“夫子自道”——“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中的一种。”

  大概是在刚上初中的时候,我偶然在一个同学家里,看到一本厚书:《瞿秋白文集(四)》。这个书名让正当求知欲旺盛期的我眼前一亮,立即捧在手里读了起来。

  他说:“历史的误会叫我这个‘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的因为我要结束我的生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的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战士。”

  改革开放后,许多“”被解禁了。我先是在南开图书馆里看到这套文集的前三卷,后来又设法购回了这三本旧书。但是翻看一过,却不免有些失望:这套出版于1954年的《瞿秋白文集》,并没有收录那篇《多余的话》。

  而所有这些谴责和唾弃,均源自于他的那篇《多余的话》。私下里,我曾听到长辈们扼腕叹息:“这个瞿秋白,干嘛要在临死前写这个《多余的话》?真是太多余了!”“不写就是英雄,这一写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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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