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先生二三事叶圣陶

/ / 2015-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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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认识的一些前辈和同辈里,重视语文,努力求完美,并且以身作则,鞠躬尽瘁,叶圣陶先生应该说是第一位。上面说的是总的用语方面。零碎的,写作的各个方面,小至一个标点,以至抄稿的格式,他都同样认真,不做到完全妥帖决不放松。还记得五十年代早期,他发现课本用字,“做”和“作”分工不明,用哪一个,随写者的自由,于是出现这一处是“叫做”,那一处是“叫作”的现象。这不是对错问题,是体例不统一的问题。叶圣陶先生认为这也不应该,必须定个标准,求全社出版物统一。商讨的结果,定为“行动”义用“做”,“充当”义用“作”,只有一些历史悠久的,如作文、自作自受之类仍依旧贯。决定之后,叶圣陶先生监督执行,于是“做”和“作”就有了明确的分工。

  叶圣陶先生待人厚,还有一次更为突出,是在某一小型会上发言。大概是“讨论”批评和自我批评之类的大题目吧,他说,这,他只能做到一半,是自我批评;至于批评,别人的是非长短,他不是看不出来,可是当面指摘人的短处,他总是说不出来。这只能做到一半的作风,是对是错,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这里我只能说说我自己的感觉,那是:至少是某些时候,或从某个角度看,德的力量会比力大,因为它可以使人自重,努力争取不愧于屋漏。

  文革的大风暴来了,还见了一次给他贴的大字报,幸而这有如阵风阵雨,不到片刻就过去。但交往总是不便了,何况其时我更是自顾不暇。所以只能默祝老人能够如《尚书》所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一晃差不多十年过去,知道老人幸得安居,食住如旧,也就放了心。其时我是依据七十年代初的什么文件,干校结业,因为妻室是有两只手,仍在城里吃闲饭的人,所以没有返城居住的权利,双肩扛着一口下了乡。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吧,我以临时户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抽空去看他。他家里人说,很少出门,这一天有朋友来约,到天坛看月季去了。我要一张纸,留了几句话,其中说到乡居,说到来京,末尾写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学的什么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说他非常悔恨,真不该到天坛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为公寓必是旅店一类,想到我在京城工作这么多年,最后沦为住旅店,感到很悲伤。我看了信,也很悲伤,不是为自己的颠沛流离,是想到十年来的社会现象,像叶圣陶先生这样的人竟越来越少了。

  凡是同叶圣陶先生有些交往的,无不为他的待人深厚而感动。前些年,一次听吕叔湘先生说,当年他在上海,有一天到叶先生屋里去,见叶先生伏案执笔改什么,走近一看,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标点。这一次他受了教育,此后写文章,文字标点一定清清楚楚,不敢草率了事。我同叶圣陶先生文墨方面的交往,从共同修润课本的文字开始。其时他刚到北方来,跟家乡人说苏州话,跟其他地方人说南腔北调话。可是他写文章坚决用普通话。普通话他生疏,于是不耻下问,让我帮他修润。我出于对他的尊敬,想不直接动笔,只提一些商酌性的意见。他说:“不必客气。这样反而费事,还是直接改上。不限于语言,有什么不妥都改。千万不要慎重,怕改得不妥。我觉得不妥再改回来。”我遵嘱,不客气,这样做了。可是他却不放弃客气,比如有一两处他认为可以不动的,就一定亲自来,谦虚而恳切地问我,同意不同意恢复。我当然表示同意,并且说:“您看怎么样好就怎么样,千万不要再跟我商量。”他说:“好,就这样。”可是下次还是照样来商量,好像应该作主的是我,不是他。

  总之,本文所叙事情虽小,但是小事情见大品格;所忆的内容多且杂,既写作者亲身感受的事,也有他人的转述和评价,因主旨统摄,并不觉得散乱,人物形象因这些片段和细节真切丰厚起来。行文沉稳平和,质朴蕴藉,平静的叙述中充满感情,评说随叙述自然生发,援引议论精要庄重,之间承合自如,这是大家的境界。

  这篇课文是张中行回忆叶圣陶的文章。作者通过回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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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